但在有先存的宪法规则时，为了维持法的安定性价值，即便宪法规则的实施与宪法原则相悖，也必须尊重宪法规则的权威。

不过，历史中，通过宪法第 14 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来推定未列举基本权利比更具名正言顺的第 9 修正案的宪法实践要早的得多。60[荷]亨克•范•马尔塞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2-224 页（数据内容由笔者根据该著作第 224 页的表格整理而成）。

如果认定其为我国宪法的一项具体基本权利。在宪法未修改之前，为保障公民权利，合理推定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是所有立宪国家的应有之义。该条款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41人权条款可以通过宪法解释而成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未列举权利条款。联邦最高法院的诸多判决虽都冠以隐私权的名义而赋予宪法保护，但实际上，隐私权保护的权利形态与范围则在不断地累积并发生变化。

因为，他们认为，个人隐私只能是一种法律以外的东西，或者最多它只不过是一种附属的价值。第 9 修正案在联邦最高法院受到重视也从此拉开序幕。但宪法规则的适用有可能因应时代环境的变迁或特定事件的需要而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或者是通过修宪法来完成，或者是宪法规则在适用时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含义来完成，这都有可能导致宪法规则背离宪法原则的情况出现。

（二）麦考密克的原则理论英国学者尼尔·麦考密克（NeilMacCormick）教授认为，德沃金对原则和规则的区分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为了探讨宪法案件中原则解释法的运用技术，以及促进原则理论与宪法实践的良性互动，本文在介绍和分析运用原则解释法的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厘清作为法律方法的原则理论的知识背景，并对宪法解释实践中运用原则解释法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基本法》把民主作为政府体制的基石（第20和第28条）：联邦德国是民主联邦国家。在出现无规则可适用的情况下，原则才可以作为弥补法律漏洞的手段起作用。

于是，联邦宪法法院在通过冲突法则建立了一个可资涵摄的规则后，再通过全面而充分的论证，得出联邦主义原则优先于民主原则的结论，从而驳回了巴登州政府的请求。[29]参见戚渊、郑永流、舒国滢、朱庆育：《法律论证与法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6页。

衡量传统宪法解释方法来自于一般制定法解释方法，由于这些方法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将它们运用于宪法解释时，不能为释宪者的释宪行为提供充分的合理化依据，更无法满足现代宪法解释实践的需要。如果一个原则经受住了后果主义的考量和所积累的司法经验的考验，那么该原则就应当在判决中占据重要地位，除非有相当充足的政策考虑和新的原则理由出现以动摇它。它要求法官在面临新的案件时实施这些原则以便根据同样的标准使人人处于公平和正义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宣布第一重组法案完全无效。

[18]目前在法学方法论的中已经有关于法律原则的研究，但宪法学界还没有将其用于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之中。但关于原则从何而来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此外，即使某些规则包含种种例外的规定，也无损于规则的全有全无性质，一条准确的规则必须包含所有的例外，否则，该规则就是不完全的。他认为这种解释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之一是宪法原则解释法，就是从宪法的原则出发来解释宪法。

从这项解释规则可知，任何宪法条款的解释，必须符合上述原则及宪法缔造者的基本决定。[5]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创造性地建立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制度。

但德沃金没有指出如何衡量相互冲突的原则的份量这一核心问题。[32]既然价值衡量是解决原则冲突所不可避免的选择，那么，保证衡量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关键了。

但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马伯里案时所处地位不同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西南重组案中无须对《基本法》作出创造性解释。第二，德沃金的冲突定理虽可适用于规则冲突，但如果要适用于原则冲突，就必须做某些限制。从上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该判决对德国《基本法》相关条款含义的解释，主要运用了基本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和联邦主义原则。在西南地区，把具有150年历史的巴登（Baden）和乌藤堡(Wurttemburg)两州，分割为巴登、乌藤堡-巴登和乌藤堡-霍亨索伦三州。刘国（1968—），男，四川渠县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宪法解释研究。但如果一个地区大多数议员赞成重新调整，那么除非受影响地区的多数议员投票反对，任何其他地区的否决无效。

然而，从《基本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即民主原则和联邦主义原则来看，结论就大不一样了。在联邦国体可能的范围内，民主原则受到《基本法》的保障：第29条和第118条分别规定，联邦全体人民和重组地区人民的意愿，将作出最终决定。

权利法案由宽泛而抽象的关于政治道德的一些原则组成，这些原则以一种极其抽象的形式囊括了政治道德的所有层面，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这些政治道德能够给个人的宪法权利提供牢固的基础。[7]（一）德沃金的原则理论原则理论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二战后德国至少可以追溯到JosefEser的大作《原则与规范》，从该书可以看到，在欧洲各国的法制中，各种原则理论早已经存在。

[17]参见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27页。其专门针对衡量的独特论证是：对于联邦领土的重组案件，问题的形式决定：为了一项更为广泛的整体利益，一州人民的自决权应受到限制，这就是说，联邦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的重要性大于巴登州一州人民的自决权利益，因此巴登州一州的民主权利须让位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联邦的利益。

有如麦考密克所说的那样，原则并非一成不变的，原则也可以通过借助于规则的变化而变化。【摘要】原则理论在宪法解释实践中已得到运用，但理论上的研究却较为缺乏。[6]有时原则指内容上抽象程度较高的法律规定，此时原则就与内容比较具体的规则成为对比。虽然宪法规范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特征，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及其发展变迁的快速性使得宪法规范也不可能将一切事件囊括于宪法规则之中，宪法的开放性特征是通过宪法的原则性规范来体现的。

当两个原则相冲突时，通过权衡相关原则重要性的强弱，在个案中重要性更强的原则具有优先性，但不会导致在此个案中重要性弱而未被适用的原则无效。在进行法益衡量时，根据冲突法则来判断哪个原则优先、哪个原则必须退让。

作为联邦的州成员，巴登州并不自主或独立，而是联邦的一部分，其主权在各个不同方面受到联邦秩序的限制。这种要求在宪法解释中也是适用的，即一般而言应当在穷尽宪法规则之后，方能适用宪法原则。

《基本法》的另一基本原则是联邦主义（第20、第28和第30条）。然而在语言使用上，原则概念并不十分清楚，有时原则指构成法律秩序的中心原理或是基本结构，比如宪法的基本原则，此时原则就与具体化该原则的各种详细与具体的规定成为对比。

[20]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但这两个原则之间的优先关系并没有因此就固定下来，当以后出现另一个案件时，它们之间的优先关系可能倒转过来。其主权在各个不同方面受到联邦秩序的限制。[4]1951年的西南重组案（SouthwestCase,1BVerfGE14），是涉及西南地区的上述三个州的合并而引起的争议。

阿列克西称此为衡量法则。由此根据冲突法则，联邦主义原则在更广泛的整体利益这个条件下优先于民主原则，所以民主原则必须退让，其法效果就是第二重组法案合宪，驳回巴登州政府的违宪主张。

相对于第一性规则的不确定性缺陷而有承认规则，相对于第一性规则的静态性缺陷而有改变规则，相对于第一性规则的无效性缺陷而有审判规则。但不适用此原则的案件对此原则而言只是个反例，意思是说，就该具体案件而言，该原则的重要性比与其相竞争的原则要弱，所以不予适用。

许多学者都强调运用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来解决原则冲突，这种法益衡量根本上说是一种价值衡量，是在具体情况下基于某种考虑而对涉案问题作价值上的权衡和取舍，就是说，互相冲突的原则必须互相衡量或平衡，有些原则比另一些原则有较大的分量。不过原则的这种变化不只是德沃金说的那种重要性强弱的变化。